伊朗新年动乱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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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时间:2018-09-21 15: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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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伊朗,每逢周五聚礼日,虔诚的穆斯林信徒总会自发前往位于城市中心的清真寺,聆听伊玛目的宣礼教诲。然而2017年最后一个周末,伊朗宗教氛围最浓厚的“圣城”马什哈德,却蹊跷地爆发了一场示威游行,并在短短几天时间内愈演愈烈,蔓延全国,酿成了自2009年“绿色运动”以来最严重的街头骚乱。

内部点火,外部煽风

之所以说这场示威游行“蹊跷”,是因为其爆发既没有任何先兆,也没有明确的背后政治力量支持,就连示威者的诉求也极为分散——抨击总统鲁哈尼执政不力、在经济领域毫无建树者有之,抗议革命卫队在境外穷兵黩武、不顾本国百姓疾苦者有之,反对政教合一的现行体制、追忆前国王政权者亦有之。这些相互矛盾的政治诉求,恰恰说明了示威事件的起因并不单一,而是在背后有多方势力卷入。

作为最早就此事件发表观点的政府高层官员,伊朗第一副总统贾汉吉里的表态耐人寻味。2017年12月28日,游行爆发次日,贾汉吉里在记者会上表示:“经济问题只是个借口,背后还掩盖着其他问题。一场社会政治运动一旦开始,就难免遭到别有用心之人利用,难免脱离最初策划者的掌控。谁要是企图玩火,用街头政治考验政府,到头来只会被烟熏到自己的眼睛。”一些媒体认为,贾汉吉里的评论暗示着伊朗政坛内部相互倾轧,矛头直指近来因竞选落败而郁郁不得志的保守派。

这一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最早爆发示威活动的马什哈德及周边城镇,正是鲁哈尼在大选中最主要竞争对手莱西的大本营。莱西身任马什哈德最大的宗教慈善组织“礼萨圣陵基金会”的主席,其岳父阿拉穆胡达则是马什哈德周五聚礼伊玛目,两人在当地均拥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力。此外,高呼着“鲁哈尼下台”的示威者对经济政策的攻讦,也与总统选举的电视辩论中保守派在经济议题上反复纠缠鲁哈尼时所采取的口径并无二致。即使不是事件直接策划者,马什哈德的宗教保守势力至少也在一定程度上默许或纵容了事态的发展。其意在延续自大选以来针对鲁哈尼经济治理不力的攻击,唤醒民众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忧虑,从而为现任温和派政府刻意制造难题,为保守派重新争取选民信任与支持。

只是,诚如贾汉吉里所指责的那样,外部势力的推波助澜,使得这起示威事件迅速脱离国内保守势力的掌控,抗议主题也从经济民生转向外交政策和政治体制等敏感问题,最初的和平抗议则迅速演变成一场暴乱。

与伊朗相互敌视的以色列和美国,无疑能从这场街头动乱中获取最多的政治利益。伊朗与俄罗斯联手,在叙利亚问题上高歌猛进,一旦打通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这条“什叶派走廊”,伊朗为黎巴嫩境内的真主党提供支持将一路畅通无阻,这让以色列深感不安。因此,借着伊朗内部生乱的良机,打出“不要加沙、不要黎巴嫩,我们只为伊朗牺牲”的口号,煽动民众对外交政策的反感,借“民意”施压,减少伊朗革命卫队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等问题上的干预,客观上有助于以色列降低自身受到的安全威胁。

而谋求颠覆伊朗现行宗教政权一直是美国的目标。美伊两国在历史上积怨已久,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更是从不掩饰他对伊朗政府的憎恶。游行爆发后,特朗普连发数条推文,为伊朗民众奋起反抗“残暴而腐败”的现政权的勇敢行为摇旗呐喊,表示“全世界都在紧盯着伊朗”,并承诺为示威者提供一切形式的支持。美国驻联合国大使黑莉也呼吁大会就伊朗局势召开紧急会议,但这一提议未获通过。

新媒体也为上述渗透提供了极大便利,借助社交网络,只需一个热门账号、一张宣传海报、几句示威口号,就能组织起一场反政府游行。智能手机的普及则为抗议活动传播创造了条件。2009年绿色革命爆发时,伊朗人的手机持有量约为5500万台,其中只有2%为智能手机。如今,伊朗手机用户数量已经超过8000万,有41%的家庭至少拥有一部智能手机。通过摄像头拍摄视频与照片,借助社交软件分享给其他用户,创建群组并号召志同道合的人上街游行,在伊朗全国各地的示威人群就这样行动起来。

面对网络攻势,曾在全国电视演讲中郑重承诺“绝不再屏蔽社交软件”的鲁哈尼总统也只能食言,在游行爆发期间暂时限制Telegram、Instagram等在伊朗流行的社交软件的连接。此外,流窜于欧洲的伊朗反政府组织“伊朗人民圣战者组织”(MEK)和“伊朗全国抵抗委员会”(NCRI),也从境外响应了国内的乱局,在伦敦、巴黎等地组织了多场抗议伊朗政府的示威游行。

三大经济沉疴难治理

颇具讽刺意义的是,这场席卷全国的大动荡的最初导火索,竟是一枚小小的鸡蛋。

虽然飙高的通货膨胀率在伊朗算不上什么新闻,但过去一个月间,一盒鸡蛋的价格从12万里亚尔疯涨至18万,50%的涨幅还是突破了许多人的心理防线。压垮骆驼的最后几根稻草,还包括其他一系列经济民生问题:伊朗政府向议会提交的新财年预算中,拟取消每月发放给民众的现金补贴,这将对许多依赖政府救济的底层民众的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多起非法集资案件集中爆发,也导致一些受骗的民众血本无归。

事实上,伊朗经济沉疴已久,许多结构性问题从建国伊始遗留至今;前总统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糟糕的经济政策,更在一定程度上加剧了民生危机。要知道,鲁哈尼从他的前任手中接过来的国民经济,本已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国内生产总值经历负增长,里亚尔兑美元的汇率趋于崩盘,通胀率超过40%,失业率居高不下。尽管自2015年伊核协议达成起,伊朗经济走向复苏,呈现高速增长趋势,但这主要归功于石油行业的提振,民众无法从中收获太多好处。

除了国际制裁与油价走低等外部因素,三大内生性问题严重困扰着伊朗的经济发展:补贴政策形成巨大财政负担;金融乱象桎梏实体经济活力;宗教权贵阶层贪污腐败成风。

长久以来,伊朗政府对食物、燃油、电力等生活必需品提供高额补贴,将价格压至远远低于正常水平,意在让绝大多数民众能够负担得起基本生活所需。但是,对生活必需品的补贴扭曲了价格机制,造成大量资源浪费。尤其在燃油领域,尽管伊朗是石油输出国,但由于国内石油炼化加工技术不成熟和产能有限,汽油等石油产品仍主要依赖进口。补贴政策为政府财政带来巨大负担,如何削减补贴的支出,成为历届政府必须面对的难题。

2018年1月3日,伊朗西南部城市库姆,当地民众参加支持政府的集会活动

在内贾德执政期间,政府曾尝试过改革燃油补贴政策,将原先用于燃油价格补贴的财政预算直接按人均形式每月发放到户,并逐步放松对燃油的价格管制。按照政府的最初设想,随着燃油价格逐步涨回正常市场价格水平,民众也将相应减少对燃油的消费需求,从而最终缩减在燃油补贴上的政府花费。然而这一改革只实行了短短数月就宣告破产,燃油价格上涨的确如政府预期一般降低了燃油消费需求,却也增加了其他所有商品的生产与物流运输成本。再加上分发到户的补贴刺激了消费需求,从供需两方面共同推动了商品价格上涨,使得伊朗经历了一轮由政府一手造成的通货膨胀。

迫于压力,政府最终重拾起价格管制手段,但分发到户的每月补贴政策却并未砍去,成为时任政府留以收买民心的政治工具。这一次失败的补贴改革不仅未能削减预算,反而进一步加重了财政负担。在国际石油价格处于高点时,政府尚可通过石油收入勉力支撑,一旦因国际制裁或油价低迷导致石油收入低于预期,政府就只能通过发行债务或增发货币来弥补亏空,而这又会引发一系列新的经济恶果。

尽管德黑兰证券交易所成立得比伊斯兰共和国还要早,但伊朗的金融业从整体而言仍较为原始,极度依赖银行的存贷业务。伊朗有30余家由央行授证的商业银行,大多为国有,或是有着革命卫队或宗教组织的半官方背景。这些银行极易受官方政策波及,比如政府强制要求银行以优惠利率为政府项目提供贷款,或是填补政府越来越大的财政缺口。这类政策性贷款扰乱了银行的正常业务,挤占了本应为民生服务的金融资源,许多政府项目成为坏账,银行资本充足率严重不足。

为了满足旺盛的民间借贷需求,内贾德执政时期,政府将银行业务向私人资本开放,却导致了更严重的金融系统风险。附属于宗教组织或慈善基金会的小信用社,既不向政府纳税,也不接受央行审查监督,却在银行私有化浪潮中摇身一变,成为具备吸储放贷功能的所谓“私人银行”。类似这样的地方性非正规小型金融机构,在伊朗全境竟有数千家之多,而其中接受央行监管、在出现危机时可以得到央行救助借款的不过寥寥五家,其余全部游走在合法与非法之间的灰色边缘。这些信用机构多以极高的存款利率吸引储户,有的甚至高达30%;有的成为权贵阶层洗白非法收入的工具;更有甚者,有的机构涉嫌金融诈骗,或是直接卷款潜逃,或是在资产转移完成后申请破产。

2013年,位于马什哈德的米詹(Mizan)信用社宣布破产,引发了一场席卷周边大小城市的示威抗议。愤怒的储户发现,就在破产声明发布前几天,该机构才刚刚向帕迪德珊蒂斯公司提供了一笔约1亿美元的巨额贷款。政府的追查处理直到2015年才有了结果:帕迪德珊蒂斯公司涉嫌非法资产侵吞,涉案金额约29亿美元;米詹信用社的全部资产负债重组并入国家出口银行(Bank Saderat)。类似乱象时有发生,严重扰乱了金融秩序,伊朗政府正在采取措施,努力将大的信用机构纳入央行监管,小的信用机构并入正规银行,但彻底完成金融整治仍须时日。

此外,权贵阶层的贪污腐败之风盛行,影响了整个商业环境。与宗教组织、革命卫队有关联的基金会或私人公司,在私有化改革中攫取了大量财富,并在多个商业领域形成垄断。不公平的竞争环境,遏制了民间投资意愿,毕竟,与其苦心经营管理一个企业,还不如送礼结交权贵捞钱来得快捷和划算。鲁哈尼也承认,贪污腐败是政府面临的最大问题。当民众从他们的亲身经历中发现,如果不掏钱送礼,在政府机构就几乎办不成任何事情的时候,根本不可能形成政府的公信力。

生存不安的芸芸众生

本次示威活动的波及范围之广令政府颇感茫然:其中既有对宗教无感的大都市,也有最应该和政府紧密站在一起的偏远乡村。然而,正是这些在伊朗政治光谱中逐渐被忽视和淡忘的中下层民众,在这次事件中爆发出巨大的政治能量。

对他们来说,伊核谈判早已取得成功,鲁哈尼所承诺的幸福生活却仍然遥远;收入没有多少提高,节节攀升的食品价格却使得生活每况愈下。当在外奔波劳碌的一家之主发现微薄的收入越来越难以维持全家老小的生计,越来越多的中下层民众对生活充满焦虑,这一情绪随着示威游行的爆发被迅速点燃。

伊朗内政部官员透露,被拘捕的闹事者中,90%以上是平均年龄不超过25岁的年轻人。伊朗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在30岁以下,这些年轻人是各类社交软件的主要用户,向往自由开放的生活,满怀无处宣泄的躁动不安,也是受经济下滑影响最严重的群体之一。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的最新报告,2016年伊朗青年失业率为28.8%,其中女性青年失业率超过40%,即使在大学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应届生,失业率也接近20%。象牙塔中的他们虽然不用太担心物价,但“毕业即失业”已然成为伊朗学生当前最大的生存恐惧。伊朗高失业率的主要原因在于产业结构,石油工业属于资本密集型产业,无法创造足够的就业岗位。

在鲁哈尼的竞选活动宣传中,《伊核协议》成为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他把伊朗形容成遍地机会的黄金乡,仿佛随着制裁解除,外国投资者就会争先恐后挥舞着大把钞票来到这里大搞建设,人民很快就能过上美好生活。然而事实并非如此——除了美国继续在金融制裁上作梗,伊朗国内结构性经济问题同样严峻,鲁哈尼却对此避而不谈。

在政府对经济前景的大肆鼓吹下,民众的期望值也被无限吊高。伊核谈判后,很多伊朗商人与中国商人谈合作时都显得趾高气扬,漫天开价:“对不起,核谈判成功了,制裁结束了,欧洲各国排着队要来投资我们。想谈合作,你得竞争。”这种盲目的乐观很快就被冰冷的现实所扑灭,所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人们的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鲁哈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取向,忽视了底层民众的基本权益;石油工业为核心的产业结构,酝酿了年轻人的就业危机。在政府鼓吹的虚假繁荣泡沫中,伊朗各地各界不同的抱怨与愿望交织在一起,组成了这样一场没有内核的喧哗剧。

随着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出面,并将街头示威定性为“敌人搅乱革命的阴谋”,伊朗的“跨年骚乱”已在不知不觉间渐趋平息。这场动荡始于内部派系倾轧,兴于外部介入策动,最终止于不了了之。但其真正根源,深埋在伊朗根深蒂固的经济困局和民众日积月累的不安情绪里。没有人希望动荡持续,却又都希望这场动荡能够成为一个楔子,撬动未来向着自己希望的方向产生些许移动。一轮喧嚣过去,伊朗从上到下或许都在反思,关于发展与公平、关于宗教与自由的新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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